清华医学院院长董晨：临床是国内免疫学最大短板 | 专访
“免疫学对医学来说非常重要，但我们国家这个领域比较薄弱，当时在亚洲都很难排在前几名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建一个世界级的免疫学研究机构，能够按照世界通用的机制来培养年轻人。”清华医学院院长、免疫学研究所所长董晨说。
（来源：清华大学）
免疫疗法作为当今最火热的癌症治疗方法之一，最早在 2013 年被 Science 杂志评为年度最重要的科学突破，此后，肿瘤免疫治疗一直备受关注。自 2014 年第一个用于黑色素瘤的药物被批准以来，FDA 近年来已经批准了此疗法用于十几种肿瘤，2017 年，CAR-T 疗法获批上市；以 PD-1/PD-L1 为代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，在不同的癌症治疗中频获批准，一度成为明星靶点。
免疫疗法从研发到商业化的进程明显加快。海外市场具备先发优势，已经形成了竞争梯队，而国内也初步出现了恒瑞医药、百济神州、信达生物、复星凯特等等本土头部企业。在国内医疗体制改革以及资本浪潮的助推下，国内免疫治疗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情况如何，过程中有哪些难点和问题，此问何解？
就此，SciPhi 与董晨聊了聊。谈话全程佩戴口罩，以拱手取代握手打招呼的方式开始。
专才太多，复合型人才太少
清华免疫学研究所在 2014 年正式成立，研究人员陆续入驻医学科学楼。“我们现在有 14 个实验室，还有两位外裔学者会在今年到岗，届时会有 16 个实验室。每一个实验室研究的领域和方向都不太一样，但是不同实验室之间会通过学生的 Open Seminar（开放研讨）相互交流和答疑。”2016 年董晨正式担任清华医学院院长。
“国内医学院的发展偏重教学，是金字塔式的结构，教研室主任决定每个人的研究领域，他们只能按照一个思路做科研。另外，相对生命学院来说，国家对医学院的科研不够重视，支持也比较少，所以我国基础医学研究能能力比较差。当然这也和前段时间医学院合并到综合性大学有一些关系。”
为了尽快赶上世界一流，清华免疫所请了七位有影响力的美国科学院院士作为科学顾问团，平均每年对免疫所的科研情况做一次评估，一方面可以为研究方向作参考，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进更多的年轻学者。经过过去几年的发展，清华免疫学研究所已经有十多位 PI，研究方向涉及免疫学的方方面面。
“现在大家都开始重视评价标准，我们不只是看一个人发了多少文章，而是说他在他所在的领域里是否有建树和影响力。这也是我们邀请外国知名学者来做顾问的原因，我们希望他们能站在国际的水准来评价，一个是可以绕开国内同行互相评的利益关系，另一个是国际水准来看相对比较准确。”
“总的来说，现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，比如基础和临床的界限、学界和工业界的界限、科研和金融的界限，因此很多时候需要机制上的灵活性和创新，能够跨界进行交流合作，培养更多复合型的人才。”
董晨说：“在此次疫情中也体现出一个问题：专才太多，复合型人才较少。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、临床、和公卫三部分比较分散，公卫没有做很多科研，而高校没有生物等级的实验室去做研究病毒。还是应该放在同一个架构里面。今后的人才培养模式需要鼓励跨界培养。”
据了解，为培育更多医学界复合型人才，清华大学医学院和五道口金融学在去年联合举办了“健康中国—产业领袖高级培训”，简称“精英班”，参与培训的学员大多为在职人员，大家在周末集结上课，讲师包括产学研各界的专家，不同板块有不同的主题，学员也会参观一些医院和产业园，做信息交流。目前第二期活动已经开课。
先依葫芦画瓢，再当梵高
“国内的免疫学越来越呈现出它的生命力，而我们与国外免疫学现在最大的差距就在于临床免疫。”
国内免疫学研究所普遍属于基础的免疫学研究机构，类似于国外医学院的免疫学系，一边做医学研究，一边进行教学。国外，免疫同时几乎渗透到了每一个临床科室，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有炎症的成分。在国外医院的每一个科室几乎都有一个 physician-scientist（临床医学科学家，也叫医生科学家，同时拥有临床学位和科研能力），MD-PhD 双博士模式是美国一流医学院校的高精尖医学人才培养的学制，我国的医学教育主要是 MD 和 PhD 独立培养。
清华医学院为了培养 physician-scientist，率先建设了 MD/PhD 博士 3+3+3 九年一贯制项目，在原来 3+2+3 八年制国际化 MD 培养项目的基础上，增加了一年科研时间。学生除达到临床医学专业型博士（MD）的临床诊疗水平, 同时要求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，并写一部符合清华大学基础医学 PhD 水平的科研论文，达到学术型博士（PhD）的科研水平。
（来源：amjmed.com）
“国内的医生也开始做一些科研，但实际上是跟着国外走，copy 别人做的东西。所以这些人让他发 SCI 是好事，先依葫芦画瓢有了基础素养之后，画好了再看看能不能当梵高和莫奈。一方面我们的临床免疫学家比较缺，另外因为他们缺乏科研训练，用在科研的时间太少，导致水平相比国外也比较差。”
董晨认为近两年情况有所缓解，一些国外深造的人陆续回国，对整个国家来说，技术人才队伍已经翻番甚至更多。这得益于外国药厂近些年关闭了在中国的研发机构，所以留下了大量的技术人才，而国内业界的不断投入又吸引了另一波海归，在国外大药厂面临瓶颈的情形下，国内市场似乎更有可为。
“我们的很多学生或者博后还没做完就被百济给挖走，所以我们也间接地推动了产业的发展，当然也希望产业能反哺学界，给我们的教授更多支持。”董晨说。
“您怎么评价百济神州这家企业？”SciPhi 问道。
“它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，刚好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，人民对健康的需求也到了一个地步，然后它开始做创新药的尝试，当然这种创新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创新，不是源头创新。但是它能够证明一种创新能力，接下来它有可能会有创新 2.0，或许能够做 global-first、first-in-class。”
解决 “灰色地带” 问题
董晨认为，大量真正的技术人才回来之后，下一阶段就是资本注入，产业要很好地和科学创新结合起来，这会对产业的 3.0 创新提供很大的帮助。
“结合过程中会遇到哪些问题？”SciPhi 追问。
“这在美国也是一个难题，难题在于大家都不碰‘灰色地带’。学界是为了发文章、为了创新，但是它并不主要做产品，企业大多是‘发展’，就是把想法变成产品。企业具备技术能力，但是研究能力缺失。”
他补充说，美国的很多企业有研究的成分，团队中的研究人员会把学界的新发现进行评估和导入，完善 pipeline，但国内的大多数企业只有“发展”，没有研究，而且因为资本运作比较强势，公司不愿意做一些又投入但不一定有产出的事情。
现在的情况是，国外找到了靶点，国内企业扎堆跟人家拼生产速度，而不是拼原创。如果不解决 “灰色地带” 的问题，我们永远找不到靶点。
（来源：wordpress）
“学术和产业的对接出了问题，要么成果没被转化，要么是很仓促地被资本拖下水去做转化。这方面可能需要一些政府引导和机制创新。”董晨呼吁政府、高校和产业关注中间地带，让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更好地结合起来。
SciPhi 了解到，董晨此前创办了新药研发公司鑫康合，已经完成了 A 轮 1.15 亿元的融资，目前正在考虑新一轮融资。
采访最后，董晨分享了他比较看好的一些细分领域：一个是免疫学和疾病的结合，就是能够用最新的现代免疫学方法发现一些疾病的机制，从而提出干预的一种策略，包括新药的研发、细胞治疗等；另一个是这次新冠之后，跟传染病相关的一些技术，比如检测和疫苗等，过去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忽视传染病，认为现在社会的主要问题是老年化和慢性病，现在要重新评估一下科研和工作重点；最后就是基因编辑技术，将之用在体细胞上是符合伦理的，而且一些传统意义上不能成药的靶点都能通过基因编辑来实现。
董晨简介
董晨教授是国内知名的免疫学专家，专注免疫学近三十年。他师从 T 细胞和 B 细胞的发现者 Max D. Cooper 教授，Max D. Cooper 于去年获得美国最具声望的、号称是 “小诺贝尔奖” 的生物医学奖项 “拉斯克奖”。“他现在年纪也比较大，86 岁了，如果能在这次疫情中不被感染的话，没准在三到五年之内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。” 董晨说。
董晨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，去往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攻博，之后在美国耶鲁大学免疫学系从事博士后工作，基于对免疫浓厚的兴趣，董晨在 T 细胞分化和自身免疫疾病领域做出了多项开创性贡献，他是 Th17 和 Tfh 细胞研究领域的奠基者之一，其团队也有很多突破性研究。他在 Nature、Science 等杂志上发表了 200 篇左右的论文，总被引用次数达 27000 余次，连续六年上榜全球“高被引科学家”。
在回国之前，他是美国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中心终身讲席教授、炎症与肿瘤中心主任。在 2013 年回国进入清华之后，向学校提出了免疫学应作为一个重点医学学科来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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